早就听王士敏主席说，他在写一个长篇，还说，写完这个长篇就准备封笔不再写了。那天，王主席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的小说已经完稿，准备付印。我想先睹为快，于是，王主席把书稿的电子版发给了我。
“山山岭岭已让厚雪盖了个严实，沟沟岔岔全被积雪抹平，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却仍没个消停的势头。放眼看不到人烟，鸟不飞，兽不走。凛冽的西风阵阵发威，刮净了树枝上的冻雪，折断了一棵又一棵镢头把粗的树杆，露出白骨一样的断茬，随即又被冰雪覆盖，化作一根根裹冰的骨架……”
这么一个，看似波澜不惊，像是一位老者用一种睿智平静的语调讲述着，娓娓道来、不蔓不枝的开头，深深地吸引了我，把我带入一个特有的文学王国之中，真想一口气看完，无奈面对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只能放下急躁的心绪，静静心，跟着作者的笔端，像是被拽进一道河流，舒缓、激荡，波澜不惊、危机四伏，柳暗花明、引人入胜，这一路的风景，真的令我陶醉。
先是粗看一遍，满足了无尽的好奇心后，又开始认认真真地细读，看完之后，油然而生的是敬佩、感动和羞愧。敬佩王主席在古稀之年几年磨一剑写出如此力作，感动的是这部小说的立意、描写和一个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人物群像，羞愧的当然是自己面对文学的种种懈怠和懒惰。
这部小说名命为《贱狗》，贱狗也是主人公的名字，小说以贱狗的成长为主线，塑造了贱狗、桂花、相倚天、相杰士、天狗（相鸣魁）、相鸣德、马小缠、平星星等一大批性格迥异，命运各异的人物形象。全书二十余万字，分四十六个章节，布局得当，人物众多，记录了贱狗从一个放羊娃成长为一个坚定革命战士的曲折经历，惟妙惟肖地描述了一系列主要人物的心路历程，展现了令人感慨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舜乡人的生活场景，也反映了那一段抵御日寇刻骨铭心的历史。
爱好文学的人们，都知道，写小说难，写长篇小说更难，写出一部优秀的带有地域特色的长篇小说更是难乎其难。
长篇小说有“文学的金字塔尖”之誉，被认为是最能体现作家艺术创造力的文体，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水准，并始终是广大读者文学阅读的重要部分。就我国的各种文学奖项来说，为长篇小说而设的茅盾文学奖一直以来被视为塔尖上的明珠，也是作家们梦寐以求的殊荣。
对于长篇小说这一重要的文体，其定义也是相当繁多，众说纷纭。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曾经说过：“短篇小说写的是景象，中篇小说写的是故事，长篇小说写的是命运……我们应该警惕把人物的命运写成命运提纲，命运提纲本身是不可能呈现命运感的。”
当代著名作家徐则臣则认为，长篇必须有一定的长度、密度和难度，这是它区别于中短篇、“是其所是”的重要特征。它需要引领文学，尤其是小说这个文体全方位地出击和开拓疆土。
此外，欧美现当代文学理论大师M.H.艾布拉姆斯和杰弗里·高尔特·哈铂姆关于长篇小说这一文学文体所应具备的特征是“更多的人物，更复杂的情节，更广阔的环境展现，对人物性格及其动机更持续的探究”四个方面，以及更为本质的虚构性特点。前苏联文学理论家波斯彼洛夫曾提出“长篇小说乃是这样一种叙事作品，（无论它们的叙事形式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它的主要主人公（或主要主人公们）通过自己相当长的一段生活经历，显示出自己的社会性格的发展，这种性格发展是由于主人公的利益与他的社会处境和社会生活的某些常规发生矛盾所造成的。”的精辟见解。
以上是一些对长篇小说基本内涵和重要性的论述和观点，尽管不是那么完备，但还是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而这些论述，被诸多文学评论家们所采纳，将其作为长篇小说定义之规范。
以“更多的人物，更复杂的情节，更广阔的环境展现，对人物性格及其动机更持续的探究”反观《贱狗》这部作品，作者无疑是成功的。这部小说，是王士敏主席晚年呕心沥血的一部佳作，按他自己的说法应是闭关之作，窃以为，这部小说不仅是王主席他自己，也是近年来垣曲文坛的高峰之作。因而，读完这部小说，“一曲晚唱”这四个字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于是也就有了“一曲晚唱歌舜乡”这个题目。
“更多的人物”，前面已经提到了，暂且不再赘述。
从“更复杂的情节”来看，在《贱狗》这部小说里，不仅有着塬上人的日常生活，山里人家的富足和艰难，而且，更有着日寇蹂躏百姓令人发指的惨象，汉奸走狗的丑恶嘴脸，抗日军民奋起反抗、杀敌报国的壮美画卷，也有着舜乡大地这一方热土的诸多传说和故事，反映了舜乡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礼仪风俗、世相世情、生存方式等，这些“更复杂”的情节，使得这部小说，超越了小说的本身，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垣曲社会风情画。
至于“更广阔的环境展现”，书中不仅记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原大饥荒、伟大的中条山抗战、凯歌高悬的解放战争、北方干部南下等广阔的时代背景，而且，对垣曲的生活习俗，民间传说，流传故事，建筑风格等也作了全景式的描绘，把整部小说诸多人物放置在更为广阔的环境之中，体现了作者成熟的笔融。
在“对人物性格及其动机更持续的探究”方面，书中记述的人物群像也都具备。主人公贱狗，与父亲相依为命逃荒到王垣县，给当地富户相倚天家放羊，作为放羊娃他有着熟练的技巧，虽寄人篱下，但在面对相天狗（相鸣魁）盛气凌人的欺侮时，绝不屈服，愤而反击；在去北山鹅沟“相亲”之时，他挑着二百斤重担，在崎岖的山路上健步如飞，赢得了桂花的芳心；面对日寇的暴行，他毅然决然地投入了抗日武装的怀抱，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面对前途和爱情的抉择之时，他又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桂花，不惜自己的美好前程；在家乡不忘一名党员的初心使命，多年担任村干部，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作者呈现给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有血有肉、可感可亲的人物形象。
富户相倚天，当家里的放羊人有病时，既想着给他治病，又怕他一病不起，谁来给自己放羊；对逃荒而来的贱狗父子援之一手，慷慨收留，同时又解了自己无人放羊之忧；面对有姿色的下人，他在半推半就之间与其成苟且之事，对她的儿子暗地照顾；特别是对自己的不肖之子，毅然做出将其活埋的义举。真实地塑造了一个性格矛盾而真实存在的人物形象。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值得一提的还有王士敏主席散文化语言的叙事风格，使得二十多万字的小说，舒缓有致，引人入胜。特别书中用了大量垣曲方言土语，使地域特色更加浓厚，也反映了王主席，对家乡垣曲深深地热爱之情。展现了他对这片热土的苦寻和沉思，对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过往、人物、乡村、历史文化的凝望，更有着他对生命的悲悯与吟唱。
垣曲有东西两原，东原英言镇的龙尾头、西原华峰乡的型马村，都是王士敏主席的家乡。英言、华峰均是革命先烈的名字，这两个乡镇是为了纪念烈士而名命的，记得华峰革命烈士纪念碑序中有“事迹虽然不详，姓名尚可追忆。”王士敏主席生长在英言、华峰这片红色的热土上，定然能接触许许多多的英烈事迹，我猜想，这部《贱狗》也许就是对烈士事迹不详遗憾的补录。烈士纪念碑序中还有一句“古有绵山之祭，今有划船之习，此亭此碑应与同辉！”从某种意义上说，记述革命先烈事迹的《贱狗》亦应同辉，流传后世。
王士敏先生是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东方散文》、《散文福地》编委、运城市书法、摄影家协会会员，首届垣曲县作家协会主席。出版有《散落的花瓣》《岁月在心中流淌》《河东人的足迹》《葡萄园纪事》《龙尾头之“王”》等散文、随笔、纪实文学著作；曾创作大型现代戏剧《干原清水》、小戏剧《秋霞》、《两个队长》、《遍地春风》、《送粮路上》等、电视剧《别了，杏树坪》、话剧《下山过年》等十余部，分别被拍摄和演出；多篇作品被《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扶贫》《中国扶贫与就业》《中国监察》《东方散文》《散文福地》《山西日报》《山西纪检》《监督时报》《正气》《先锋队》《社会扶贫》《运城日报》《河东文学》《人民网》《散文网》等多家报刊媒体发表刊用，可谓著作等身，长篇小说《贱狗》是他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
作为作协主席，他不仅自己以身作则潜心写作，而且，对我等文学后辈，常常是鼓励促进，我作为“作家新干线”文学微平台的散文编辑，每天早上都要将平台新发布的文章转发到朋友圈，王主席总是第一个阅读并点赞的，每每有文学新人出现，王主席总是欣喜若狂，对其文章作以点评，指导其在文学的道路上健步行走。可以说，近年来，垣曲文坛出现的繁荣景象，王主席功不可没。
记得有位作家说过：“一本书只有融汇历史厚重，才不会远离现实使命；只有感悟时代变化，才不会丧失传世信心；只有触发心灵生机，才不会丧失审美品位；只有和人民站在一起，才能风清不杂、事信不诞。”《贱狗》不论是在融汇历史、感悟时代，还是在触发心灵，审美品位等都具有独特的文学魅力。
在今天这样浮躁的时代，文学乃至文学作品，早已不再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但我在阅读《贱狗》这部小说时，却深深地不止一次地感动着，为那个时代，为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我愿王主席违背诺言再出精品，也愿《贱狗》能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得到更多人的喜欢。
一切真善美，都是主旋律。我想，王主席正是用这部《贱狗》来发现真善美、弘扬主旋律。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先生的诗句，也许是王主席写作这部长篇小说初衷的最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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