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者在巴西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观看比亚迪纯电动汽车。

再者，中国还通过对外经济援助和投资换取政治和地缘战略利益，展现出灵活的地缘政治策略。比如，中国凭借“一带一路”倡议等战略项目，在蕴含巨大市场和投资机会的全球南方地区迅速扩展影响力。与此同时，美国国内近年来保护主义情绪强烈，错失了与全球南方加深联系的良机。美国的发展援助投入不仅远远低于中国，且项目分散，缺乏与整体地缘战略的协调。即使一些援助项目成效显著，美国也鲜少对外宣传。例如，美国对旨在打击毒品贸易的“哥伦比亚计划”，以及“总统紧急救助艾滋病计划”等项目成果上保持了不必要的沉默。

相比而言，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的非军事权力工具已逐渐萎缩。1994年，负责限制军民两用敏感技术出口的多国协调委员会被解散；1998年，美国国会授权总统彻底取消开发署，但克林顿最终并未执行。同年，国会还裁撤了美国新闻署（USIA）——这是当时全球战略传播体系的核心机构。尽管USAID和USIA的一部分职能被划归国务院，但其机构规模、资源和政治支持都大幅缩水。

而且，美国国务院未被赋予协调非军事工具的权限，导致发展援助、战略沟通和国际经济政策的项目分散、效率低下，出现了官僚内斗和资源浪费。

盖茨还提到，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总统在冷战之后，都对传统援外机构缺乏信任，纷纷另起炉灶。克林顿设立了非洲债务减免计划，小布什推出“千年挑战公司”（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和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助计划（PEPFAR），奥巴马实施“电力非洲”计划，特朗普政府则在首个任期内推出“繁荣非洲”与“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但这些机构缺乏整体战略协调，效果有限。从长远来看，恢复非军事力量的最佳方式，不是继续创建新的专项机构，而是对现有体系进行改革和重构。